孙中山日本知己倾全力资助中国革命
2016年11月14日 10:24
来源:新浪博客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回顾他一生的革命生涯,其海外岁月是不可忽视的部分。美国、澳门、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越南、泰国、比利时,诸多国家的诸多城市,都留下他的足迹,当然也留下一些波澜壮阔、颇富传奇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照见了孙中山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折射出特殊时代,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孙中山有很多海外友人,他们与孙中山先生肝胆相照,对他的革命事业慷慨施以援手,这其中,就有生于日本长崎的梅屋庄吉先生。

梅屋庄吉(1868—1934)比孙中山小两岁,他既是一位商人,同时也是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1895年春,时年29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香港领导兴中会筹备广州重阳起义,通过其师康德黎结识梅屋,甚为投机,相互引为知己,梅屋庄吉先生向孙慨然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自此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提供了丰厚的资金帮助。他同时还是一位电影人,从中国回到日本,梅屋庄吉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M为梅屋庄吉日文拼写中的头一个字母),开始进军日本电影业,后来成为著名影业公司“日活株式会社”的前身。而他也通过电影的方式,真实记录下武昌起义时的革命影像。有关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佳话,不仅坊间有书,而且,至今在中日两国都广泛流传。今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还于3月联合主办《同仁:孙中山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专题展览。回顾他们的交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也能重新审视大历史中变动不居的国与人的关系。    

编者

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只要这一个人看到这部影片,他的所有付出就有了最丰盈的回报。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长崎,梅屋庄吉铜像

在日本长崎,我曾看到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的塑像。孙中山一身西装,坐在前面,梅屋庄吉夫妇穿着和服站在他的身后。这组雕塑是根据一张历史照片创作的,但是在我看来,却完全印证了他们各自在历史中的位置。

是李文亮总领事带我们去拍长崎港的。这个距离中国最近的海港城市(距离上海只有800公里),历来是中日两国互相打量的地方。那时正是黄昏,一艘几十米高的客轮犹如一道巨大的布景横在港口,对面的街道被夕阳的光芒照得格外温暖。塑像就立在港口的大门外,中国人一进港,就可以看见孙中山这位老熟人,面色雍容地面对着自己。至于他身后的那两位日本人,或许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

在我心里,梅屋庄吉是一个神奇的人。他生命的一端,连着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经历了甲午年的战争岁月之后,并没有仇视中国,而是将生命的另一端延伸进中国的革命,去救中国人于苦难。在这个宏大的愿望之下,他个人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他的身影像一个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时光中缓慢地发酵,让历史之河流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消失,在我们的记忆和敬意中,他仍坚韧地存在着。

揭秘孙中山的日本知己:为他摄制影像 <wbr>倾全力资助中国革命

揭秘孙中山的日本知己:为他摄制影像 <wbr>倾全力资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流亡日本照。他在异国剪发改装,易名中山樵。“中山”一名由此而来。

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公元1895年春天,正当清日双方代表在春帆楼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的时候,香港繁华的中环一带,一位年轻的中国绅士走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梅屋写真馆”。照相馆的老板梅屋庄吉一眼就认出了他——两天前,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刚刚把这个中国人引荐给他,他的名字,叫孙中山。

那一年,孙中山刚刚从西医书院毕业,试图暂留香港。两人谈起中国的命运,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那一年,孙中山29岁,梅屋庄吉27岁。一年前(公元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却受到李鸿章的冷遇。这一篇《上李鸿章书》,后来发表在当年10月的《万国公报》上。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甲午之败,不是军事之败,而是制度之败。像李鸿章那样,为大清的破屋做一裱糊匠,已经无济于事了。其实,李鸿章本人亦深知:这些“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襟,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这个帝国最大的症结,在于“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对于这场战争,清国民众居然采取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不知战争为谁而打,不知自己对于国家应该负有的一份责任。当然,前提是这个专制之国未曾给过他们一点权利。他们是奴才,而从来不是主人。这片土地,被马蹄一次次地践踏过,被鲜血一次次地洗过,他们的心,早就麻木了,谁让他们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服从谁。据日本人编订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当日军渡过鸭绿江,围攻九连城的时候,当地居民不是将敌军视若仇雠,而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地慰劳敌军,让随行的日本记者大为感慨:“‘东西旦暮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只要日军给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日军充当民工。对他们来说,国家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至于紫禁城里的那个皇帝,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满族政权,跟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在这样一个不堪的帝国内部,有一支笔写下这样的话: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中华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篇文章,叫《檀香山兴中会章程》。

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民权的重要性,只有保障民权,才能使国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一分子,才能把“家天下”变革为“天下为公”的“公天下”。从这时,他就开始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了。一年后,“三民主义”在他的大脑里逐渐酝酿成熟。

孙中山或许没有想到,有一个日本人,居然同他想的一样。这个人,就是梅屋庄吉。

梅屋庄吉是明治维新那一年(公元1868年)在长崎出生的,养父梅屋吉五郎开办过一家梅屋商店,长期经营碾米生意,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15岁时,梅屋庄吉乘坐自家的货轮“鹤江”号抵达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中国人的苦难都让他触目惊心。在他心里,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他们不是“劣等民族”,不应当过这样的生活。他经常把自己的钱财施舍给中国的穷人,还领养了不少孤儿和弃儿,其中就包括戴季陶和日本女人所生的孩子(蒋纬国)。

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友谊,就在公元1895年春天开始了。30年后,国父孙中山移灵南京中山陵,梅屋庄吉在所致悼词中回忆当初的情景时说: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友谊既超越国界,也超越金钱。但孙中山不能超越金钱,因为他闹革命、搞起义,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一天,在梅屋,梅屋庄吉面对孙中山,立下了“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自那时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16年中,他没有一次失言。

只为孙中山而拍的武昌起义影像

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梅屋庄吉生意由照相馆“升格”为电影院,在新加坡,拥有了一家1200座位的电影院。这是他“触电”的开始。1906年,当36岁的梅屋庄吉回到日本时,已经是拥有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4亿日元)的巨富了。从此,他进军电影业,创办了“M百代商会”(M是梅屋庄吉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成为后来著名的影业公司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

1913年,已经是民国二年。这一年2月,即将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抵达日本。梅屋庄吉在东京见到了这位老朋友。梅屋庄吉把孙中山带到浅草电影院,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观众席中落座。灯光灭时,银幕上出现的竟然是武昌起义的壮阔场面,飞逝的弹雨、冲天的炮火、激烈的巷战、风雨中的行军……从孙中山的视线里一一闪过。孙中山没有亲历过武昌起义,所以银幕上的一切,让他感到无比的新奇。影片的结尾,居然出现了孙中山的影像。那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银幕上的孙中山,和银幕下的孙中山,让梅屋庄吉感到有些恍惚。他知道,电影是造梦的工厂,银幕上的雪白花点,更凸显了故事的梦幻性质,但他知道,镜头里的一切都不是梦,而是无比真实的现实。他要把这个现实保存在一个保鲜盒里,永不变质,那个神奇的盒子,就是电影。

梅屋庄吉一收到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就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他立刻派摄影师荻屋赶赴武昌前线,实地拍摄了大量第一手镜头。这部纪录片共投资17万日元(相当于今天1亿日元以上),也算是“过亿大片”了,但梅屋庄吉没有想过用它收获任何票房。他是为一名观众拍的。在他心里,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只要这个人看到这部影片,他的所有付出就有了最丰盈的回报。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孙中山目不转睛地“目睹”着那场革命,他的心里一定汹涌着无比复杂的情感。革命是一条不归路,他从29岁出发,就再也没有回头,如今已经走过了16年。16年中,他策划了十次起义,却无一成功,而这次“计划外的革命”,却成了击垮这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拳。坐在黑暗里,唯有银幕上的画面光明闪亮,就像他脑海里的记忆。尽管他没能置身那场起义,但银幕上的每一个镜头,都与他的青春、热血和疼痛有关。画面上波澜起伏的火光,他是真正的引爆者,他引爆的引信,在经过了一段迟滞之后,那火药才真正地爆炸。

影片放完了,孙中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梅屋庄吉说:“请再放一遍。”

那一天,他不知看了多少遍。

梅屋庄吉干脆把这部拷贝送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说:“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

揭秘孙中山的日本知己:为他摄制影像 <wbr>倾全力资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人

甲午一役唤起四千年大梦

在梅屋庄吉的故事中,存在着另外一种中日关系。那种一衣带水、相互扶持的情谊。很多年中,它几乎被战争与仇恨遮蔽了,但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证明了它存在的价值和可能性。中日人民,并不是天生的敌人。

甲午战争,打破大清帝国的大国之梦,开始放下身段向外国学习,此时最重要的学习对象,已不再是西方,而是这个曾经被视为“小兄弟”的日本。以敌人为师,是中国在历史蜕变中必须过的一关,“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精英不再相信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不再相信主观拣择趋利除弊的浪漫设计。知识精英经过这场刻骨铭心的失败后对日本五体投地,以为日本人不畏艰辛脱亚入欧才是学习西方、走向现代的正道。” 中日之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倒置,中国由文化输出国变为文化输入国,形成了“文化反哺”现象。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他著名的《幼学篇》中已经言明: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我们很难想象,甲午战败后的黑暗岁月,居然成了中日交流的高峰时期,包括参与甲午战争的重要日方将领川上操六任校长的东京成城学校等,都成为接收清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处。在这所学校的学生队列中,站着后来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民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还有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他们“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作为老师的日本,被鲁迅定格在藤野先生的形象上:“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而大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一批即将决定中国历史和文化未来走向的年轻学子在日本的港口络绎上岸,他们是:陈独秀(1901—1903年,东京成城学校),王国维(1901—1902年,东京物理学校),蒋百里(1901—1906年,日本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陈寅恪(1902—1905年,东京弘文书院高中),廖仲恺(1902年始,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汪精卫(1904—1907年,日本政法大学),鲁迅(1904—1909年,弘文学院、仙台医专),秋瑾(1904—1906年,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蒋介石(1906—1911年,东京清华学校、振武学堂),周作人(1906—1911年,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李叔同(1906年,入东京美术学校),李大钊(1913—1916年,早稻田大学),郁达夫(1913—1922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郭沫若(1914年,入九州大学),周恩来(1917—1919年,明治大学),邓子恢(1917—1918年,早稻田大学),张闻天(1920年留日,学校不详)……

19、20世纪之交,在日本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来自中国的几代革命家(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周恩来、张闻天……)和几代文化巨匠(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李叔同、郭沫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这里已经隐隐地现出雏形。

在一个故事的结局里,埋伏着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清国留学生,在上野公园相聚,仰望西乡隆盛的铜像,感慨良多。日本之强盛,故国之落后,给他们形成强烈的刺激。有人记述他们见面的心情时说:“相见时,话异国文明,动故乡观感,每至泣下数行。” 一种羞辱感在他们的心中郁积,日本的民权思想,也使他们的民族意识一天天地激昂起来。

而他们置身的日本,成了他们的造梦空间。那里鱼龙混杂,有他们未来的敌人,也有老师和诤友,比如梅屋庄吉、宫崎滔天、尾崎秀实、内山完造……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说,不要忘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有那样热爱中国人民的日本朋友。

中国与日本在近现代时空里的遭遇,复杂、纠结,有太多的痛苦,也成就了太多的传奇。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成为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跳板,后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甲午战争,成为激发中国人自强的“黑船事件”(不同在于,中国并未走上霸权之路),成为后来许多重大事件的源头。梁启超后来在《戊戌政变记》中对甲午战争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与梅屋庄吉所拍纪录片相遇

梅屋庄吉拍摄的那部纪录片,如今就沉睡在中央电视台旗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的胶片库中。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部甲午战争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之甲午战争》),正是由“新影”(集团)拍摄的(播出频道为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几年前,我担任纪录片《辛亥》总撰稿,在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调看了这部影片。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它和梅屋庄吉的关系,更不知道它的第一位观众,竟然是孙中山本人。

我们以为历史已经走了很远,却突然发现它就停留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伸手可及。

胶片在放映机上缓慢转动,带动着历史的映像,一格一格地重现。胶片不像时钟那样带走了时间,相反,它留住了时间,让我看到了时间的停滞乃至循环。在移动的黑白图像间,死去的人们重新复活,同时复活的,还有梅屋庄吉那双打量中国的眼睛。

他的那双眼睛里,隐藏着时代变换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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